騙取留抵退稅，不法分子往往通過少計銷項稅額或多計進項稅額，產生或擴大留抵稅額。少計銷項稅額的主要手段為隱匿銷售收入，多計進項稅額的主要手段是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鑒于近年來稅務機關每年查處的涉稅案件中大量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性質，筆者一度判斷，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將成為騙取留抵退稅的主要手段。然而，從4月以來曝光的騙取留抵退稅案件來看，有八成以上采用了隱匿銷售收入的違法手段。

　　從稅收征管實際來看，隱匿銷售收入是稅收違法的頑疾，也是稅務檢查的難點。之所以隱匿銷售收入較為普遍，主要是因為稅務機關發現隱匿銷售收入的難度較大。通常，隱匿銷售收入的企業終端消費者多為自然人，由于自然人一般不索要發票，企業只就開具發票的部分申報納稅，未開具發票的部分則不申報納稅。長期以來，稅務機關管理的思路是“以票管稅”，發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順著發票也能找到虛開團伙。但隱匿銷售收入部分根本不開發票，失去發票這個線索，發現隱匿銷售收入沒有了抓手。針對這個問題，盡管各級稅務機關研發了不少分析指標和模型，但這些信息化手段只能說明企業存在隱匿銷售收入的嫌疑，取證定性較為困難。嫌疑企業一般被要求自查，違法成本較低。　　

　　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指出，要實現從“以票管稅”向“以數治稅”分類精準監管轉變。當前，電子支付越來越普及，現金支付越來越少，很多消費者刷手機支付消費款項。由于電子支付留痕，理論上只要消費者是電子支付，企業就很難隱匿有關銷售收入。也就是說，只要稅務機關掌握了微信、支付寶等電子支付數據，隱匿銷售收入取證難題將會迎刃而解。

　　而從現實來看，受多種因素制約，目前稅務機關獲取消費者電子支付數據尚存在不小的難度。在曝光的采用隱匿銷售收入方式騙取留抵退稅的案件中，有相當數量是通過個人賬戶隱匿銷售收入。盡管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強支付受理終端及相關業務管理的通知》（銀發〔2021〕259號）明確規定，“對于具有明顯經營活動特征的個人，條碼支付收款服務機構應當為其提供特約商戶收款條碼，并參照執行特約商戶有關管理規定，不得通過個人收款條碼為其提供經營活動相關收款服務”，但仍然有不少中小企業使用個人收款條碼收款。

　　在不少稽查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涉案企業為逃避稅務檢查，將不開票的銷售收入打入個人賬戶。而有關個人通常不是企業負責人本人，而是其親戚、員工甚至是與涉案企業毫不相干的人，無疑大大增加了檢查的難度。檢查人員往往要經過層層抽絲剝繭、調查取證，才能發現這些個人賬戶的蛛絲馬跡，輾轉查找企業隱匿的銷售收入。

　　盡管稅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條賦予了稅務機關“可以查詢案件涉嫌人員的儲蓄存款”的權力，但由于涉案個人賬戶持有人是涉案企業負責人的親友，非案件涉嫌人員，檢查涉案企業通過個人收款困難重重。　　

　　在已曝光的騙取留抵退稅案件中，有八成以上采用了隱匿銷售收入手段，有必要盡快針對隱匿銷售收入的違法行為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采取行動：

　　加大打擊隱匿銷售收入力度。大規模留抵退稅雖然是新政策，但留抵稅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一些企業因為長期隱匿銷售收入，導致產生大量留抵稅額。如果沒有實施留抵退稅政策，這些非法形成的留抵稅額仍會趴在申報表上，企業隱匿銷售收入的行為可能還不會被發現。因此，建議開展查處隱匿銷售收入專項行動，加大打擊力度，如同打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般建立長效打擊機制。

　　推進電子交易數據獲取。網絡交易和電子支付時代已全面到來，為適應新形勢帶來的稅收監管挑戰，需要逐步完善相關法律。短期來看，建議稅務、公安、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加強溝通協作，建立健全電子賬戶及新興支付工具調查取證法律規范。長遠來看，建議在新修訂的稅收征管法中賦予稅務機關調取電子支付賬戶的權力。同時，完善電子商務法等法律法規，細化電子交易平臺向稅務機關提供相關數據的義務。通過這些措施，使大數據在稅收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拓展電子發票建設。隨著電子發票全面推開，應使電子發票在破解“消費者不索要發票，企業就不開具發票”問題上發揮主要作用。如消費者在網上購物時，無論消費者是否要求開具發票，交易平臺一律開具電子發票。這既可以解決電商隱匿未開票收入問題，又可以解決電商“刷單”的弊病。

荊州會計培訓,荊州會計實操,荊州初級職稱,荊州會計考證

荊州會計培訓,荊州會計實操,荊州初級職稱,荊州會計考證

荊州會計培訓,荊州會計實操,荊州初級職稱,荊州會計考證